刚才引用的子曾经曰过便见证了这一点：对人好（hǎo），人就好（hào）。

但阴阳、五行相结合，是大势所趋。当时，《周易》大行，没人怀疑，当时有《周易》。

程颐治易，推重王弼、胡瑗、王安石。当时所谓的《易经》，都是兼包经传。真正的哲学是在《易传》中。朱熹不满空谈义理，主张以筮解易，以象数济义理。这种估计，比较保守，似乎不如前说更合理。

孔门的经典，有些是古典，有些是新典。前面我们已经提到，汉代占卜分六大类。另外，因为解救是未来的事情，而不是已经成立的事实，解救在信仰者意识中，难免有怀疑的成分，即使那些现代基督教的圣者，在个人自传中也经常有怀疑，因此，会用各种宗教式的方式，修行也好，吃苦也好，或者尽量救被不公不义所侵害的人也好，用各种办法来对付自己怀疑的心灵。

作为圣王的政教合一体制已经在远古人间得以落实的观念，之所以如此稳固，是因为从中华文明自身发展出来，不但是政治的最高理想，而且是一种人的宗教。宗教为人的生活所必需，中国也需要自己的宗教，但任何其他文明的解救是由神的带领，到达彼岸，要超越人的力量带领人去得到解救，天堂不是人发挥到极致可以达到的。在家天下的专制制度下，内向超越赋予儒臣极大的希望与信心，使他们觉得能成为帝王师，致君尧舜是可行的，早晚能够成功。但是，中国不需要神的带领，而且已经得到解救了，人性发展到极致，就到了尧和舜，还有禹、周文王、周武王，后来又有孔子，虽然没有政治力量，但是孔子也是一个圣人，既然已经得到过，当然未来也可以得到，因为他们有共同的人性。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宇宙运会观。事实上，儒臣做帝师的决定权来自于帝王，不在儒臣的手上，君主与儒臣的地位不对称，即使有机会成为帝师，能做多少也由握有权力主体的帝王来决定。

毛泽东以崇高理想来促使或者驱使群众参与建设共产主义天堂的活动，乌托邦思想既是目的，又是动员群众的手段。而且，有道德的想得到权力的人，往往都失败，被那些不道德的人打倒、杀戮。但是，中国不需要神的带领。为什么圣王可以落实？从儒家观点讲，人性发展到极致就是天性，天下有道以人性最优美、最特殊的方式落实，人性发展到极致就变成圣王，所以中国的圣王基本是儒家人性理性化的一个结果。

这里用黄宗羲先生的文献可以做非常清楚的解释，他认为传统帝王之治，实际上是为我之大私服务，我的大私就是天下之大公。因为没有主权在民观念，对于如何才能落实他的建议仍然没有答案。为了使手段更有效率，他当然有强力提倡崇高理想的必要，在大跃进露出败象之前，如此动员群众的手段的确十分有效，理想越高，越能号召群众发扬献身精神，毫不怀疑尊崇毛主席的指示，同时，领导全民建设天堂的毛泽东也越有威信，越有权力，同时，也越有运用权力的任意性儒家正统绝对不能承认人间不能产生圣王的观点，除非他不是儒家。

我们的宇宙观是内向超越的，反求诸己，用自己内向的资源来达到更高目的，自己不能提供一个更超越的杠杆和资源来转化他的理想。这个世界上空前的灾难，包括大跃进所造成数千万人饿死的事实，原因非常复杂。

黄宗羲对家天下专制的灾难和反思是非常深刻的，淋漓尽致，但他正面所提出的解决办法却仍然是孟子所说民贵君轻思想之极致而已，他在《明夷待访录》，《原君》、《原臣》、《原法》、《置相》等书中，提倡君臣分治天下，以学校为舆论中心，对政事发声营造舆论压力等等，和传统儒者一样，只是说说应该如此。任何阻挡毛泽东想法的人，都是全民公敌，是世界人民的公敌，因为中国达到共产主义天堂，可以领导那些不幸的非中国人继续走向全世界的共产主义天堂。

毛泽东以崇高理想来促使或者驱使群众参与建设共产主义天堂的活动，乌托邦思想既是目的，又是动员群众的手段。任何其他文明的解救是由神的带领，到达彼岸，要超越人的力量带领人去得到解救，天堂不是人发挥到极致可以达到的。但是，解体并不表示所有传统文明的成分都已经死灭，有的成分也可能与其他原因结合，比如外来原因，尤其是左翼思想的乌托邦主义，这种结合反而使其发生更大的影响力。放弃五百年王者兴的理想以后，当然就要思考怎么取代圣王之治了。传统儒家已经认识到传统帝王之路根本就不是仁政，传统家天下的朝代制度与儒家思想根本是两码事，这个观察是深刻的。黄宗羲可以突破传统限制而没有突破，因为他还是在传统运作之内，有些国内学者说黄宗羲是现代民主的先驱，这都不能接受，是错误的，因为他是仁政民本思想，没有民主思想，民主思想必须建筑在人民主权基础上。

著有《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政治秩序与多元社会》、《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从公民社会谈起》等。之所以解体是因为中华文明的政治中心蕴含着思想文化与道德中心，政治结构解体，影响到其他中心也解体。

（此文系林毓生先生在北京大学哲学系百年系庆华人哲学家会议上的演讲） 进入 林毓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儒家 乌托邦主义 。传统大儒提倡家天下，家长本人也提倡儒家思想，他们了解不了解这些？不但了解，而且了解得非常沉痛。

我今天所谈的题目就是反思儒家传统与乌托邦主义。作为圣王的政教合一体制已经在远古人间得以落实的观念，之所以如此稳固，是因为从中华文明自身发展出来，不但是政治的最高理想，而且是一种人的宗教。

圣王理想是中国人文性的宗教性信仰 从儒家观点看，圣人是十全十美的，不管是借助理性化还是神秘性管道，圣人通过内向超越得到宇宙原理，毕竟宇宙与人性有密切关系，从这一点看，圣王思想有一定道理，存在自身的逻辑性。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强调自身的科学性、道德性以及历史进步性与必然性，提供给他的信仰者达成崇高理想的具体步骤与方案。可以从文献上做出解说，圣这个字指耳朵的耳，声入心通的意思，有人解释可能是大巫师，他与宇宙的超自然主宰有一种沟通的关系，换句话说为什么可以变化圣人，因为他可以听到指示，得到特别的照顾、支持，所以他是圣人。圣王在传统文化中不仅是理想也是历史事实 首先恭贺北京大学哲学系成立100周年，非常高兴能够参与这次活动，与各位老朋友、新朋友在这里讨论学问。

然而尧舜禹汤属于传说时代，周文王、周武王距离孔子已经500多年，孔子难免掺入道德的想象，儒家传统以溯源的方式来肯定自身的主要倾向，可能从孔子已经开始。朱子说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每一天都没实现，根本就没有，都是假的。

虽然儒家传统古代文献都显示天是神圣之源，人性与天有内在关系，并偶尔把天推向更加超越的境界，可是中华文明的基本精神与基督教先知传统发展出来的一神教文化，倾向极为不同，也没有拥护一神教的教会组织与教士阶级。在家天下的专制制度下，内向超越赋予儒臣极大的希望与信心，使他们觉得能成为帝王师，致君尧舜是可行的，早晚能够成功。

以上说明，作为动员群众的政治工具的乌托邦主义，颠覆了左翼乌托邦主义，这是乌托邦主义的异化。传统虽然解体，仍存在的成分，比如认为圣王理想一定会落实人间的感染力反而很大。

但是，中国不需要神的带领，而且已经得到解救，人性发展到极致，就能成尧舜。最高的理想在过去是历史事实，那么，经过人的努力，假如未来把人性发展到极致，就变成天下有道。事实上，儒臣做帝师的决定权来自于帝王，不在儒臣的手上，君主与儒臣的地位不对称，即使有机会成为帝师，能做多少也由握有权力主体的帝王来决定。宋儒的理想圣人，受到佛教影响，至少在语言上有密切关系。

但是，从非儒家传统的观点，尤其是从西方后来演变出的观点来讲，人都是有限的，不可能十全十美，除非他不是人，西方的教主是由先知传统而来，是上帝让他做工具，而不是由十全十美的人变成教主。他说，孟子曾提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五百年天下必然有圣王出来，但是从周敬王到现在已经2000多年了，怎么还没有王者兴呢？这个问题已经问到边缘，可以突破传统的限制。

宗教为人的生活所必需，中国也需要自己的宗教，但任何其他文明的解救是由神的带领，到达彼岸，要超越人的力量带领人去得到解救，天堂不是人发挥到极致可以达到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毛泽东以乌托邦主义动员群众与权力运作之间的内在逻辑，以及上述现象产生的异化与自我颠覆的后果。

另外，因为解救是未来的事情，而不是已经成立的事实，解救在信仰者意识中，难免有怀疑的成分，即使那些现代基督教的圣者，在个人自传中也经常有怀疑，因此，会用各种宗教式的方式，修行也好，吃苦也好，或者尽量救被不公不义所侵害的人也好，用各种办法来对付自己怀疑的心灵。但问题是传统儒家志士仁人，为了理想牺牲的太多，说他怕死，那是不了解传统儒家。